PPI與CPI背離表明經濟困境猶存

　　經濟刺激對CPI的傳導期較短，而PPI則需要相對較長的傳導期以及企業(yè)對經濟信心的恢復。PPI與CPI持續(xù)的陰陽走勢，表明今年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未能有效加快貨幣真實流通速度，企業(yè)對未來依然缺乏信心。

　　12月9日，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的數據顯示，11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總水平同比增速為2.0%，全國工業(yè)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增速為-2.2%。

　　盡管，CPI重回“2時代”，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是初步告別通縮之憂的信號。但是，如果結合11月份CPI同比增速的正值以及PPI同比增速的負值，則提醒我們對當前宏觀經濟不宜過度樂觀。更何況，PPI與CPI的陰陽走勢，其實早已從今年2月份持續(xù)至今，亦即是說，與今年相對偏低的CPI同比增速相比，PPI同比增速更是持續(xù)低至負值。

　　眾所周知，CPI作為物價指數，主要由衣食住行等居民消費品價格所構成，而PPI作為工業(yè)出廠價格，則主要由能源、礦產等大宗商品價格所構成。兩者之間，CPI更能體現居民消費需求，而PPI則相對體現企業(yè)投資需求；CPI對貨幣流通量更為敏感，而PPI則相對反映貨幣流通速度；經濟刺激對CPI的傳導期較短，而PPI則需要相對較長的傳導期以及企業(yè)對經濟信心的恢復。

　　PPI與CPI持續(xù)的陰陽走勢，已明確昭示我國經濟的困境猶在。這是因為，在今年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下，雖然CPI走勢已經初步企穩(wěn)，短期內產生通縮的概率亦已大幅降低，但是貨幣數量的相對寬松以及地方版4萬億投資刺激的初步啟動，并未能有效加快貨幣真實流通速度，企業(yè)對未來經濟依然缺乏信心。

　　實際上，在我國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模式下，其絕大多數時期是PPI同比增速高于CPI，以2000年以來為例，PPI同比增速持續(xù)低于CPI的，僅有2001年2月-2002年11月、2007年4月-2008年3月、2008年11月-2009年12月，以及2011年10月至今四個階段。如果前三個階段姑且可以對應為，亞洲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以及歐債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那么當下仍然持續(xù)的這一階段，在美國經濟已初步實現復蘇、歐債危機已相對緩和之下，則顯然不宜完全歸之為外因。

　　當下PPI同比增速持續(xù)低于CPI，不僅不能完全諉之于外因，而且自今年2月以來，PPI與CPI分隔陰陽（負值和正值）兩界的態(tài)勢之嚴重，更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所罕有。對此進行探析，則主要因為，歷年大規(guī)模投資已經造成包括基礎設施在內的投資相對飽和，而已經存在的巨額地方債務則更使得貨幣大幅寬松空間明顯受窄，當然，發(fā)達經濟體為平衡財政收支所推行的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亦是對我國當下投資需求形成弱化的因素之一。

　　在基礎設施以及粗放式制造業(yè)相對飽和之下，貨幣政策的持續(xù)寬松，雖可短期維穩(wěn)，但卻無法根本促進投資需求，更可能引發(fā)CPI通脹的再次抬頭。而發(fā)達經濟體的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雖然相互協(xié)調，但在其財政收入嚴重失衡之下，短期內亦難完全改善。

　　似此，之于當下而言，在PPI與CPI持續(xù)分處陰陽兩界之下，欲想使CPI增速相對企穩(wěn)、PPI增速反轉，則顯然不能持續(xù)依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過度刺激，而應通過相應的稅收政策、金融政策以及行政職能等經濟改革，以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形成相對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內生增長動能，從而在制度層面上增強企業(yè)的投資信心。（楊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