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厲以寧在全國兩會上表示,現在教育資源非均衡配置是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社會階層固定化,形成職業(yè)世襲化。農民的孩子外出當農民工,他的孫子也只好當農民工。
職業(yè)的代際繼承,在之前很長時間,一度被視為理所當然之事。此間的文化傳統(tǒng)中,諸如“子承父業(yè)”一類的提法,一直被廣泛認同。但,認知總會隨著時代流變,繼而在今天,“職業(yè)世襲化”已然有了不一樣的意指。特別對于農民工而言,子子孫孫間那種簡單的重復,更是不免令人感傷。于此,厲以寧委員的發(fā)言,和大眾的觀感,其實無甚差別。
階層固定化導致的職業(yè)世襲,所以是一個有待扭轉的趨勢,抽象來看,其關乎全民公平的兌現,而從效率論出發(fā),階層固化、流動不暢的社會,必將流失生機與創(chuàng)造力。唯有一套希望與壓力并存的激勵系統(tǒng),才能推動每一個社會成員,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如今,諸多農民工,已深陷入“先賦角色”之中——他們的人生,從一開始已注定,隨后的日子,好似在遵從劇本。而其子女,亦概莫如是。
一個文明的社會,個體命運當不會太多為“出身”所左右;凇吧硎罉撕灐保渲觅Y源、職業(yè)和前途,不僅低效且本身就缺乏正當性。于此,從官方到民間,并不缺少共識。即便如此,如何將一致的期待和普遍的善意,鋪就成有效的改進路徑,也還是有待思索的事情。具體的方式當然很多,恰如厲以寧所提出的,“均衡城鄉(xiāng)教育資源配置、多辦職業(yè)技術學校、鼓勵外出農民自行創(chuàng)業(yè)……”只是,這并不是具備新意和創(chuàng)見的方案,盡管我們確乎在上述方面做得遠遠不夠。
有些更長遠的追問,終究不可回避,即當二代農民工,果真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上升”機會,這個社會又將以何種方式消化?欲求答案,便不得不審視現今的城市化進程:產業(yè)的發(fā)展,還能多大程度擴容城市化的空間?而急速推進的城市化,又能多大程度上助力“由農民到市民”的轉變?事實上,倘若將打破“農民工世襲”的希望,寄托于城市化的宏觀背景之上,其前景或許是存疑的。因為現實里,在權利層面,某些城市尚且不能給予農民同等對待;而部分大學生的就業(yè)難,也暗示著城市對于新增人口的容納力,或不若想象中充盈。
當人們將“農民工世襲化”視作一個問題,其思維前提顯然是,“農民工”并不是一份理想的職業(yè),而圍觀者的解決策略,最終也多半訴諸城市化的洪流。而原本,提升“農民工”本身的職業(yè)福利,提升鄉(xiāng)土世界的生存品質,也是另一條更為直接,甚或更為可行的路。
[責任編輯:樊玉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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