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臺灣研究》編輯部副研究員石勇近日在一次研討會上指出，1987年臺當局“解嚴”打破了兩岸交流的制度性壁壘被，也打開了兩岸青少年接觸交流的大門。在近40年的時間兩岸青少年交流無到有，由難轉易，交流愈益頻繁。當前在兩岸關系發(fā)展的新形勢下，在兩岸青少年交流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新情況、新變化和新問題。

　　當前兩岸青少年交流的新變化

　　石勇指出，在新的背景下，兩岸青少年交流出現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新變化。

　　第一，現實交流與網絡交流共存并互為補充。近幾年來，隨著社交軟件的流行，兩岸青少年交流更直接、即時與便捷�；ヂ摼W為兩岸青少年交流打開了新的天地，兩岸青少年已經不再拘泥于現實情境中的交流接觸，網絡交友、聊天、辯論乃至購物，為兩岸年輕人了解彼此、思想觀念碰撞提供了空間。盡管互聯網給兩岸青少年交流提供了諸多的便利，但也存在網上信息良莠不齊，負面情緒聚集速度快等缺點。因此，兩岸青少年之間現實交流與虛擬交流共存并互為補充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兩岸青少年雙向交流進一步發(fā)展，交流方式多樣化。2008年馬英九上臺后，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存在最基本的互信，雙方共同采取措施，共同支持鼓勵兩岸青少年往來交流。不過需要提及的是，大陸的政策性支持遠遠走在了臺灣的前面，逐漸放開臺灣年輕人在大陸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市場，并開始探討臺灣青少年在大陸的“國民待遇”。而臺灣并沒有觸及這些方面。因此這一階段的兩岸青少年雙向交流雖然有進步，但整體而言仍然是不充分的雙向交流，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此外，兩岸青少年的交流方式也日益多樣化，既有的參觀訪問、聯誼聯歡、藝術文化、教育科學等仍然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創(chuàng)業(yè)交流、公益活動交流、體驗式交流等新的方式也日漸涌現。

　　第三，兩岸青少年交流的內容不斷豐富，限制性議題逐步被打破。由于兩岸關系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兩岸青少年交流在內容的設定上較為謹慎，尤其是在涉政治議題上，兩岸雙方默契地盡量回避諸如政治制度、民主制度、社會制度、臺灣“國際空間”、國家認同、身份認同等議題。而是圍繞著教育、文化、藝術、體育等方面展開，這在兩岸青少年交流的初期尤為明顯。

　　但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越往前推進，兩岸青少年交流越往深層次發(fā)展，一些敏感的議題會不可避免地會被觸及。在交流中展示真實的狀態(tài)，探討共同關心的話題也是兩岸青少年共同的愿望。

　　隨著兩岸社會的包容度的增加，兩岸青少年交流的內容也逐步擺脫窠臼走向議題的多元化。目前大陸安排的青少年交流活動中除了常規(guī)的旅游參訪外，能讓臺灣青少年了解國情，認識大陸社會真實性與多樣性的活動不斷增多，如赴貧困地區(qū)調研，支教，關愛弱勢群體等。

　　當前兩岸青少年交流的新問題

　　石勇指出，新問題既包括在兩岸青少年實際交流過程中發(fā)生的問題，也包括兩岸雙方青少年交流政策導向方面的問題。

　　第一，兩岸青少年交流中的價值沖突。兩岸青少年在價值觀上的交集日益增多，比如期待民主法制、社會自由、公平公正，關注環(huán)境保護、個人發(fā)展，樂于追逐流行文化，尊重價值多元等。但不可否認在某些方面價值觀仍然存在著矛盾與沖突。而更加頻繁的交流則加快了沖突的浮現。如兩岸年輕人對民主、自由、法治等要素的內涵以及實現方式上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是在文化認同上的矛盾。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兩岸的傳承存在認知差異。相當一部分臺灣年輕人認為傳統(tǒng)文化在大陸支離破碎，質疑大陸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性。大陸年輕人雖贊賞臺灣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保護，但不贊同打著各種旗號，在兩岸之間進行中華文化正統(tǒng)性之爭。

　　其次，是對中華文化現代化存在認知上的差異。兩岸對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tǒng)文化有較為一致的認同，但自上世紀40年代末以來，兩岸選擇了不同的政治社會制度，走上不同的現代化發(fā)展道路，導致兩岸對中華文化現代化發(fā)展的認知差異。一些臺灣年輕人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視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異化”。大陸年輕人則認為臺灣年輕人不應過于強調“本土文化”。同時，兩岸青年對大陸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認識與看法不盡相同等。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發(fā)展雖然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著一些尚需完善的地方，如公民整體素養(yǎng)的有待提升、權力腐敗、環(huán)境污染等問題，從何種角度看待這些問題，成為引發(fā)兩岸年輕人矛盾的焦點之一。主要爭議在于：大部分大陸年輕人以發(fā)展的眼光去評判上述問題，認為上述問題會隨著發(fā)展的深入迎刃而解。但一部分臺灣青少年忽略大陸地域廣、人口多、發(fā)展不平衡等背景，將這些問題視為終極性問題而不是發(fā)展的伴生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判，而不是建設性的意見。

　　再次，在國家與身份認同上的矛盾。臺灣年輕一代在李登輝、陳水扁大肆推動“臺獨”路線和“去中國化”教育的熏陶下長大，“臺灣主體性”文化在臺灣年輕人中已形成穩(wěn)固的市場，這使他們的統(tǒng)“獨”態(tài)度和身份認同被不同程度的扭曲，成為相當一部分臺灣年輕人推崇的主流價值觀。而大陸年輕人在這些問題上表現出與臺灣年輕人迥異的認知。他們認同“‘中國民國’已成歷史”，“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臺灣要回歸祖國”等。由于對這些問題存在基本的認知差異，常常導致“臺灣年輕人自尊受傷害”事件的發(fā)生。

　　最后，在某些生活方式與生活態(tài)度上的矛盾。兩岸年輕人在休閑、娛樂、運動、衣著等很多方面具有相當的一致性。但在“小確幸”這種生活方式上卻存在分歧。相當一部分臺灣年輕人推崇“微小而確實”的“小確幸”的生活，渴望“稍縱即逝的美好”生活。這種生活理念在大陸部分年輕人中也有市場，但也受到一部分大陸年輕人的批評，他們認為“小確幸”幾乎可以等同于“小家子氣”、“目光短淺”、“不思進取”，不值得到處宣揚，認為應該追求更加“宏偉”的理想。

　　第二，青少年交流的效度問題。在兩岸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兩岸青少年交流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由臺辦、臺聯、海協會、共青團中央等主辦的“海峽青年論壇”、“兩岸同心我們同行”、各種夏令營、冬令營等活動或者形成了兩岸青少年交流的品牌，或者具備了規(guī)模效應；兩岸各級學校也建立了常態(tài)的交流合作機制。

　　但令人遺憾的是，熱鬧非凡的兩岸青少年交流沒有有效地修補兩岸青少年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斷裂”。在針對臺灣年輕人展開的調研活動中，一些臺灣年輕人提出，“到大陸看的多、聽的多，但互動性不夠，參與度低”，“一些活動的新聞效應大于實際效應”，“意識形態(tài)灌輸痕跡太重”、“主辦方喜歡把自己的喜好強加于人”、“一味地宣傳大陸高速經濟發(fā)展等‘硬實力’”。我們不應否定在兩岸青少年交流中取得的成績，但必須在新的環(huán)境下，進一步思考如何提升官方主導的兩岸青少年交流的效度。

　　第三，兩岸民間青少年交流的導向問題。在導向問題上大陸方面始終旗幟鮮明，就是要增進兩岸青少年感情，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推動兩岸最終實現和平統(tǒng)一。臺灣方面在兩岸青少年交流導向問題上比較復雜。國民黨經營的兩岸青少年交流活動與大陸有很大的交集，但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如：他們在交流活動中常凸顯“一個中國”的表述差異，以臺灣民主自由“高人一等”為傲，執(zhí)著于臺灣“國際空間”等。民進黨由于具有“臺獨”的天然基因對兩岸青少年交流并不積極，但迫于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形勢又很難公開反對與阻撓，因此表現出一種“隱忍的默許”，但并不希望兩岸青少年交流導向兩岸的融合與統(tǒng)一。兩岸青少年交流的推進需要兩岸雙方形成“雙頭火車”的合力，既需要大陸這臺火車頭在前面的拉動力，也需要臺灣這臺火車頭在后面的推動力，如果拉動力與推動力的方向不一致，必然會影響兩岸青少年交流的效果。

　　第四，新媒體輿論氛圍下兩岸青少年情緒的疏導問題。互聯網與新媒體打破了空間的局限，永遠對新興事物抱有興趣的青少年無疑是新媒體環(huán)境中更為活躍的參與者。微信（Wechat）、微博(Weibo)、QQ等在大陸年輕人中應用普遍。噗浪（Plunk）、推特（Twitter）、臉譜(Facebook)、Line等在臺灣年輕人中占據市場。而隨著兩岸青少年交流的活躍，以及出于聯絡的便利需求，兩岸各自流行的社交媒體也出現互相滲透的趨勢。

　　新媒體的應用強化了兩岸青少年對彼此生活的知曉、介入與融入，建構了一種共同的生活經歷，而共同的生活經歷則有助于促進認同的拉近。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硬幣的另一面。當新媒體讓兩岸青少年交流變得觸手可及時，因各自成長環(huán)境、教育方式乃至社會制度不同而造成的差異與矛盾的顯化也變得輕而易舉。如：2016年臺灣“大選”期間因赴韓發(fā)展的臺籍女星周子瑜涉嫌支持“臺獨”，兩岸年輕網民掀起罵戰(zhàn)。由于青少年群體情感豐富、敏感又易于沖動，面對某些與他們相左的價值觀以及文化觀念的不和，加上媒體的渲染乃至政客的有意操弄，更容易激發(fā)諸如憤怒、怨恨、焦慮、不安、不屑、傲慢等負面情緒，若這些負面情緒持續(xù)積聚，就會壓縮兩岸青少年理性面對與正面探討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