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普通高中語文科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比率與選文引發(fā)極大爭議。臺灣《中華日報》28日發(fā)表社論文章指出,文言文具有跨越時空的穩(wěn)定性,掌握文言文,猶如取得順利貫通古今的鑰匙,其重要性與黨派理念無關。凡在乎傳統(tǒng)文化之繼承與發(fā)揚者,莫不應重視文言文能力的培養(yǎng),特別是應透過教育方式,主動、積極施教,而非任由學生輕松選擇。如今選文之取舍竟然開放網絡票選,表面似為民主,其實媚俗荒唐之至,我們這是要“自廢武功”?面對“文白爭議”,不僅不應減授文言文,反而需要重新理解文言文、重新挖掘臺灣文學經典,發(fā)揚其現(xiàn)代價值。
社論摘編如下:
臺灣普通高中語文科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比率與選文引發(fā)極大爭議。臺灣“中研院”院士王德威、曾永義等二十位教授,聯(lián)名提出“語文是我們的屋宇:呼吁謹慎審議課綱”聲明,并發(fā)動聯(lián)署;由教師組成的語文學科中心公布調查顯示,84.5%的教師,認為文言文需占50%以上。臺灣文學學會則召開記者會,支持高中語文課綱“大幅調整”,降低文言文比例,增選臺灣詩文。
2019年高中語文領綱,臺灣“教育院”研修小組送到臺當局“教育部”課審會的草案,建議文言文比率訂為45%到55%,但課審會有委員提案將比率降為每學期30%為上限;原本高中有20篇文言文選文,課審會普通高中分組則建議或者完全不選文,或者將20篇減至10或15篇。
審視各方看法,一方認為學生的語文程度將更為低落,當全世界都在重視中文之際,我們卻反其道而行,“自廢武功”,“連大陸理工科學生語文能力都要比臺灣文學院的學生好”;另一方則僅在乎學生易于接受,并增加臺灣文學份量。雙方壁壘分明,儼然有意識形態(tài)在內。
文言文具有跨越時空的穩(wěn)定性,掌握文言文,猶如取得順利貫通古今的鑰匙,其重要性與黨派理念無關。凡在乎傳統(tǒng)文化之繼承與發(fā)揚者,莫不應重視文言文能力的培養(yǎng),特別是應通過教育方式,主動、積極施教,而非任由學生輕松選擇。如今選文之取舍竟然開放網絡票選,表面似為民主,其實媚俗荒唐之至。
社會日趨多元,此次課改課程目標設定,包括“經由語文學習,關切社會重大議題,培養(yǎng)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能力;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體認多元文化價值,開拓國際視野”。目前臺灣大眾普遍關注原住民、人權、性平等議題,這些議題的討論,一樣可在文言文或臺灣文學尋找,而且并不艱深。
康熙年間清官陳璸升任臺灣道臺,針對臺灣府諸羅山以北至淡水的36社原民區(qū)域,呈奏《條陳經理海疆北路事宜》,開宗明義即稱應“除濫派以安番民;番民即吾民也!逼浯危媳蓖鶃砭阌门\,而牛車俱出番社供辦,不可虐待番民,鞭棰加之,“彼獨非天朝之赤子乎?何為輕賤蹂躪之至此極也!”還吁請“立社學以教番童”,“番雖異種,亦人類耳,豈可不令識字,以同牛馬乎?”洋溢著人道平權思想。
道光年間尚未科取“開澎進士”的蔡廷蘭,赴閩參加鄉(xiāng)試返臺途中被臺風吹到越南,堅持一路走回福建,并將沿途見聞結合歷史文獻寫成《海南雜著》一書,不久就被譯為俄文與法文,成為第一本被譯成外文的臺灣文學作品。但《海南雜著》卻未列入教科書而鮮為人知,殊為可惜。蔡廷蘭這番壯游,堪稱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臺灣典范。
面對“文白爭議”,不僅不應減授文言文,反而需要重新理解文言文、重新挖掘臺灣文學經典,發(fā)揚其現(xiàn)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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