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紀念魯迅誕辰130周年、逝世75周年的研討會上,專家們的討論讓我聯(lián)想起讀魯迅作品時的一些感觸。關于魯迅精神,大家談得最多的一點,就是“立人”。這是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反復論證得出的一個結論,在他看來,中國要在與世界列強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魯迅生活在一個動蕩不安、激越變革的時代,既有亡國的危險,又有破繭新生的希望。西方資本主義的肆意擴張,將中國逼到了一個背水臨淵的絕境,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打算為國家的新生和富強設計一套背水一戰(zhàn)、臨淵一躍的方案,從而在世界文明的競爭中勝出。如果從龔自珍提出“自改革”開始,到20世紀初,已經過去整整100年,其間經歷的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雖都已煙消云散,但足以刺激后來者進一步思考:中國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從魯迅的《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等文章中,我們看到了這位思想先驅在思考這個問題時與眾不同的理念和思路。針對當時思想界、文化界言必稱“希臘”,視西方文明為神靈,以為只要拿來,定能生效的風尚,他冷靜地看到:這是“使中國之人,由舊夢而入于新夢”。他認為,要糾正這種偏頗,只能從兩方面入手,“曰非物質,曰重個人”。
他所謂重個人,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個人利己主義,而是張揚人的個性,覺悟人的尊嚴,確立自我意識,學會獨立思考。人所以立,這是個基本條件。但他看到,社會流弊所至,往往是“夷峻而不湮卑”,特立獨行、卓爾不群的人常常沒有生存空間,結果是“風潮剝蝕,全體以淪于凡庸”,創(chuàng)新文化的可能因此變得微乎其微。他特別指出:“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實乃愈趨于惡濁,庸凡涼薄,日益以深,頑愚之道行,偽詐之勢逞,而氣宇品性,卓爾不群之士,乃反窮于草莽,辱于泥涂,個性之尊嚴,人類之價值,將咸歸于無有,則常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這時的魯迅,受到尼采的影響,思想中或有一些精英意識,寄希望于“一二天才之出世”,相信有所謂超人的存在,但說到底,他更希望人人都成為有個性、有尊嚴、有自我意識、能獨立思考的“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