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毅：我為公道而戰(zhàn)，誰還我個公道？

　　從2005年10月高捷弊案爆發(fā)，我以3000美元買到陳哲男在韓國濟州島賭場照片，并在TVBS“2100全民開講”節(jié)目上公布后，揭弊打貪便成為臺灣政治里不可或缺的元素，這股浪潮一直到2006年百萬紅衫軍反貪腐，以及扁珍“國務(wù)機要費弊案”被起訴，達到空前的高潮。

　　2007年初我入獄，出獄后助國民黨在2008年取回執(zhí)政權(quán)，之后陳水扁父子海外貪污洗錢案東窗事發(fā)，揭弊打貪幾乎與臺灣政治畫上等號，即使在2012年的“大選”中，仍以我揭發(fā)蘇嘉全的“農(nóng)舍案”及蔡英文的“宇昌案”為最高潮，而蔡英文也因弊案糾葛而開高走低，終致兵敗落選。

　　然而在選后一反選前的熱議高調(diào)，不管是“農(nóng)舍案”或“宇昌案”都明顯沉寂下來，不僅未見檢調(diào)有任何動作，連輿論也鮮見討論，倒是充滿著對新“內(nèi)閣”改組的吹捧揄揚，這種氛圍對這些弊案的揭發(fā)者而言，乃“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心理沖擊。因為開始有質(zhì)疑的聲音出現(xiàn)，認為揭弊只是“大選”時政治攻防的工具，而我也被矮化成政黨為特定目的之打手，使揭弊打貪的社會正義功能蕩然無存。

　　其實我在2005年啟動揭弊腳步之初，本想堅持無黨籍身份，后來因陳水扁連番政治追殺迫害，我才在連戰(zhàn)的力邀下加入國民黨。即使有了政黨身份與包袱，我揭發(fā)的弊案仍力求拋棄政黨色彩，而且大多選擇TVBS“2100全民開講”的平臺，以避免被批評在“立法院”享受“言論免責權(quán)”的爭議。

　　我這種力求使揭弊純凈的努力，就結(jié)果來看是失敗的，因為在非“大選”期西線無戰(zhàn)事時，提供弊案數(shù)據(jù)與線索的動機缺乏，我也很少收到有用的揭弊題材，再加上我因家庭、年齡問題也變得較為疏懶，因此揭弊又變成在“大選”時才密集出現(xiàn)的表象，很多人不明因果便將我的揭弊窄化成“為‘大選’而揭弊”，我即使心中郁結(jié)也無可奈何！

　　基于此，我高度期望馬英九連任后，尤其新“內(nèi)閣”已各就定位后，應(yīng)將“大選”時牽涉的弊案加緊追查，尤其是牽涉到民進黨正副候選人的“宇昌案”及“農(nóng)舍案”，更應(yīng)給社會明確的交代，還原事件的真相，這不叫“政治追殺”或“秋后算賬”，而是使揭弊打貪的正當性得以彰顯，也可還我揭弊主角的社會公道。

　　（導報特約撰述人、臺灣“揭弊天王”邱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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