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日子的滋味(偉大征程·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若說這四十年什么改變令我印象最深,我想,恐怕是吃這件事。
從記事起,我們莊子上的人,雖然不至于忍饑挨餓,但也只能勉強填飽肚子。一年四季,只有麥收過后可以吃上兩三月的細糧,其他時間都是以玉米、山芋及雜豆、高粱為主食。玉米面做餅,口感很粗糙,要是有點油、拌些蔥花,做成鍋盔餅,倒也好吃些。
但是油從哪來呢?鄰里們常用三錢大的酒盅互相借油。母親把油滴在用玉米衣做成的油絮子上,在鐵鍋里抹一圈兒,油鍋便滋滋地冒出油香味。山芋面做餅,趁熱吃還可以,一旦冷了就像鐵疙瘩,根本咬不動。好在住在我們家一個院子的三大娘,會用小蘇打和面,做出的山芋面餅松軟可口,還帶著點香味。
1978年秋,我考入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讀書,吃飯開始實行桌餐制。女同學飯量小,又時常礙于面子不好多吃,剩余的飯菜往往讓同桌的男同學沾了大光。每天早上兩個二兩饅頭,一大碗稀飯加咸菜,中午和晚上四兩米飯加一毛五分錢左右的熟菜。飯吃完了,剩下點菜用開水一沖,就是一個湯。那時油珍貴,湯喝完,飯盒幾乎干凈得用不著洗。偶爾星期天,到校外小吃部買幾根油條,或者一毛三分錢一碗的辣油面,算是開一次葷。然而即便幾根油條一碗面,還是有同學花費不起。
因為吃的重要,那個年代很多的生活交流往往都與這個話題有關。親人朋友見面問候,時常是關于吃:吃過啦?吃過啦。吃了沒?吃好啦。高中畢業(yè)后,我被抽調到公社的工作隊,任務就是怎樣讓社員多打糧食吃飽飯。時逢1977年麥收,開鐮收麥的頭天晚上,為了動員社員們出工,我和生產隊指導員、隊長、會計四人倚靠在隊里油坊的磨盤上,沒有油燈,借著月光開會分配任務。早上隊長從莊子東頭往西喊人,指導員從西往東喊,會計在莊子中間兩邊呼應,我負責敲打掛在樹杈上的一塊破鐵鏵犁。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報》發(fā)表題為“春到上塘”的文章,其中報道了我的家鄉(xiāng)江蘇省泗洪縣上塘公社推行聯(lián)產計酬責任制的舉措。這年暑假回家,聽莊子上的人議論,大隊里的田分了,牛分了,手扶拖拉機也分了,有些人一時腦子還轉不過彎來,多少有幾分擔心。但到了春節(jié)放假回家,陡然覺得莊子上人的臉色大不一樣了。原來是新舉措施行后的第一季,糧食及花生等農副產品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人民日報》中寫道:“我們走村串戶,只見地里場頭,到處曬著山芋干、玉米、豆子。跑了五個生產隊的二十多戶人家,除了一戶外,家家糧滿囤、谷滿倉,裝滿花生的麻袋堆成垛。有些社員家里,連堂屋、睡房的地上都堆滿了糧食!苯蛔銍业,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人還是那些人,田還是那塊田,糧食卻一下子多得像泉眼里冒出來一般。年關期間,正好那年工作隊的指導員來拜年。我說起那年四人催社員下田收麥子的事,問他現(xiàn)在社員下田還要人催嗎?他笑而帶著幾分嚴肅說,那是啥時的事啦,你家的糧食你不去收,你指望誰呀?現(xiàn)在人們的能動性都大得很呀。
生活一天天實實在在地變化著。生產隊的糧倉不見了,家家戶戶的糧垛子堆得高高的。公社干部再也不到田里來估產,再也不說糧食被麻雀吃掉多少,再也不催交公糧。人們不僅吃得飽而且是吃得好。老家莊子東邊有位和我年齡差不多的鄰居,實行聯(lián)產計酬責任制后,迅速胖起來,方方的臉膛有了油光。村民們餐桌的菜肴豐富了,主食多樣了,平時無事還能喝些小酒。再到后來,各類外來快餐、飲料、水果的引進,讓鄉(xiāng)里鄉(xiāng)親也嘗到外國人的口味是啥樣。
現(xiàn)如今,人們見面吃沒吃的問候少了,卻把“瘦了、苗條了”作為欣賞的語言。一度養(yǎng)活千萬人性命的山芋、玉米等粗雜糧,在人們生活條件改善后被漸漸“疏遠”,而隨著健康飲食、健康生活的理念的興起,這些粗雜糧又成了人們的“香餑餑”,重新回到飯桌上。
由餓肚子到吃得飽,再到吃得好,從將就吃到有選擇的吃,一個“吃”字的背后是我們國家日益強盛的發(fā)展腳步。它是我們國家發(fā)展的縮影,是我們日子變好變甜的重要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