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嶺街一角。本報記者 任成琦攝

　　臺北牯嶺街看似與其他老街沒什么兩樣：深窄的馬路，低密的騎樓，稀疏的店家與行人掩映于老榕樹間。而只有深入了解，才知道它的一磚一瓦背后都承載了這條老街不平凡的文化變遷。

　　“樟腦街”變“舊書街”

　　也許大多數(shù)人知道牯嶺街，是因為楊德昌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少年推自行車擠過人頭攢動的60年代的牯嶺街，沿路是擁堵的舊書攤，每個書攤都點著昏黃的燈……

　　早在日據(jù)時期，牯嶺街由于靠近樟腦工廠，擔負起宿舍區(qū)與文教區(qū)的職能，聚集了大批高級官員和教職人員。1945年臺灣光復(fù)，日本人返回前在牯嶺街擺起了“跳蚤市場”，出賣大小家什，尤以書籍為盛。從那以后，牯嶺街的舊書市場蔚然成風。

　　老店“松林書店”的老板蔡秉和說，舊書攤在60年代初開始繁榮，那時“樹下、墻邊到處都摞起一堆堆的書，連走都走不過去”；另一位書店老板張銀昌回憶說，1966年后牯嶺街最為興旺。牯嶺街旁的建國中學在第96期《校史稿》中有這樣的記載：“置身舊書攤中，就如同置身在地下道；又矮又簡陋的帳篷連綿‘數(shù)百里’……”可見當時牯嶺街舊書攤多而雜的景象。

　　1973年，臺北市政府為了整頓市容，將牯嶺街的舊書攤遷入八德路的光華商場，鱗次櫛比的書攤漸漸消失，牯嶺街的光輝也隨之褪去。如今，牯嶺街上堅守下來的舊書攤只有四五家了，接待的也大多是熟人舊客，昔日忙個不停的老板，此時坐在門口的躺椅上曬著太陽，悠閑中不免落寞。

　　小劇場破陳土而出新

　　不想，位于牯嶺街與南海路交叉口的一棟三層小洋樓，打破了老街的沉寂。牯嶺街5巷2號——牯嶺街小劇場，臺灣最重要的實驗性、前衛(wèi)性演出劇場之一。

　　劇場工作人員介紹，這座小洋樓建于1906年，是當時的日本憲兵分隊所；1958年被改建為警察局中正區(qū)二分局。直至中正區(qū)二分局遷離，陳梅毛、江世芳等劇場界有識之士看中牯嶺街交通便利，此處又空間寬大，適合發(fā)展小劇場。經(jīng)過他們的努力，臺北市政府于1996年指定此處為劇場空間，并委托“臺北市小劇場聯(lián)盟”經(jīng)營管理。2002年，“牯嶺街小劇場”對外開放。

　　與大型劇場不同，牯嶺街小劇場的表演空間像一個黑匣子，只能容納不超過80人，但燈光、音響、升降桿一應(yīng)齊備，空間又靈活機動，給實驗戲劇提供了無限的創(chuàng)造可能。來表演的戲劇都帶有較大的實驗性，前衛(wèi)、顛覆、跨界、多元、互動，從牯嶺街小劇場走出了不少入選世界級藝術(shù)節(jié)的好戲。

　　劇場的檔期幾乎天天排滿，劇場經(jīng)理說，如果想在這里演出，一般需要提前一年預(yù)約。幾位排練間隙的演員聊到，他們在大學畢業(yè)前開始籌備這個戲，獻給自己和相處4年的話劇社。導(dǎo)演黎煥雄說，他的戲里有很多游戲的成分。小劇場節(jié)目經(jīng)理郭鎮(zhèn)維說，做小劇場的都是一幫有熱情的人，幾乎不會掙錢，但還是在堅持做。這也許就是牯嶺街小劇場能出新的原因：有理想、有熱情、敢突破。

　　從“路邊攤”走向創(chuàng)意市集

　　牯嶺街畢竟還是以書聞名的老街。2000年，循著對以往書市的懷念，牯嶺街社區(qū)與居民開始舉辦“重溫舊書鄉(xiāng)——牯嶺街書市”活動。臺北市文化局也把當年“出走”的舊書商請回來，把臺北文學獎的頒獎典禮與文學家講座搬到舊書市中。2005年，南海藝廊和牯嶺街小劇場的加入，讓“擺書攤”增添了更豐富的創(chuàng)意文化。

　　每年春秋各“開業(yè)”一次的牯嶺街創(chuàng)意市集，除了能看到特色鮮明的舊書攤錯落有致地“昨日重現(xiàn)”，還會看到許多有趣的“新面孔”：草編的明信片、木炭雕刻的小飛機、鐵絲織成的奧特曼、可以郵寄的植物種子……攤主們大都是有著創(chuàng)意夢的年輕人，他們的貨物沒有華麗的包裝，卻富有濃郁的人情味與創(chuàng)意性。

　　市集主辦者還用舊紙盒、舊沙發(fā)等廢棄物品布置成街道劇場，邀請一些大學生戲劇社團進行街頭表演。如果你正在欣賞一件工藝品時，身邊突然出現(xiàn)一個身穿戲服、引吭高歌的“怪人”，不要被嚇到，因為表演社的成員們往往會走街串巷地即興表演，或者在休息時間自己也去市集中“淘”點“寶”。

　　“書香創(chuàng)意市集”已成為臺灣大規(guī)模創(chuàng)意市集的濫觴，牯嶺街用新生的文化形態(tài)拒絕了像許多其他老街那樣被人遺忘的命運。這方擁有著舊有集體記憶的公共空間，在創(chuàng)意市集中滋生出全新的生活體驗。(王力可 孫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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