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元月，俞元桂老師在為拙著《臺灣社會與文化》撰寫的序文里說：“收進本集的文章，相當一部分仍是研究臺灣近代文學的，但重點顯然向文化方面轉(zhuǎn)移。如他從臺灣竹枝詞考訂其風物，證明臺灣與大陸的血緣關(guān)系；又從臺灣的當代文學考察其中所見的大陸文化的根；更可注意的是他留意當代臺灣社會文化的描述。另一部分則是對臺灣文化的直接考察，涉及語言、民間文藝、宗教信仰和民族等問題，如俚語、俗諺、儺文化，民間信仰的普化現(xiàn)象，以及臺灣的閩南人、客家人和高山族的研究等等”。當時，我調(diào)離母校已經(jīng)6年有余，卻時時覺得老師在看著我，老師說：“看到他的逐步拓展，心中不禁升騰起勝藍的快慰” 。

　　1997年，孫紹振老師、劉登翰老師分別為拙著《中國文化與閩臺社會》撰序，孫老師在序文里指出：“自1990年以來，他平均每年都有一部學術(shù)專著出版，選題基本上集中在閩臺文化方面：《臺灣近代文學叢稿》《臺灣文化概觀》《臺灣社會與文化》《臺灣近代詩人在福建》，以及眼前這本《中國文化與閩臺社會》” ；劉老師的序文說：“在研究工作中，汪毅夫逐步接近和接受了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逐步把研究視野從文學拓展到文化，又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文學” 。

　　1999年，我有幸在福建拜會返鄉(xiāng)參訪的臺灣學者李亦園教授。李亦園教授對我也有師恩，他看出我的研究有“從周邊看臺灣文學” 的傾向，特地從臺灣帶了《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教授紀念論文集）一書相贈，囑我閱讀時留意王崧興教授的研究方法。 對我的學術(shù)研究有深刻影響的陳孔立教授先后為拙著《閩臺歷史社會與民俗文化》《閩臺緣與閩南風》《閩臺區(qū)域社會研究》《閩臺地方史研究》和《閩臺地方史論稿》撰序，他多次肯定、指導和鼓勵我“不斷擴大，不斷深入” 。 學術(shù)研究是一項個性化很強的工作。我的研究路徑、我做的作業(yè)乃是以臺灣文學研究為圓心畫了一道淺淺的弧 ：從臺灣文學研究延仲至于臺灣文學的周邊文化關(guān)系研究。 回顧來路，心中常存“老師看著學生做作業(yè)”的溫馨畫面，常存報答師恩的寸草之心。 （作者汪毅夫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