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區(qū)經濟的結構性難題(經濟透視)

　　歐盟委員會近期發(fā)布預測，維持歐元區(qū)今年1.2%的經濟增長預期不變，下調通貨膨脹預期至1.3%。隨后，歐洲央行宣布，維持零利率至少至2020年夏季，并計劃在下半年推出新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普遍引發(fā)了人們對歐洲經濟的擔憂。

　　德拉吉任歐洲央行行長期間，為實現(xiàn)2%的通脹目標實施了兩期歐版量化寬松政策，通過在二級市場購買歐元區(qū)成員國的主權債務，向銀行提供流動性，實施零利率政策，促使銀行對外貸款，推動投資和消費，進而帶動經濟增長。在為歐洲結構改革爭取時間的同時，德拉吉不斷呼吁，貨幣政策已竭盡所能，歐盟委員會應在財政政策方面共同發(fā)力，通過結構改革實現(xiàn)歐洲經濟的穩(wěn)定和可持續(xù)增長。

　　然而，歐洲國家的情況卻日趨復雜。法國結構改革遭遇街頭抗議，意大利放緩了結構改革的步伐。與此同時，德國和荷蘭等財政預算盈余、平均負債率較低的歐元區(qū)國家，則素以“節(jié)儉”著稱，無意為各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埋單。

　　究其原因，還得從歐洲南北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說起。據(jù)歐盟委員會一項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法、意等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立足于由公共部門和低儲蓄所拉動的內需，而德國、荷蘭等國的經濟增長則依賴出口。歐元未流通前，法、意可不斷通過本國貨幣貶值的方法進行“債務減計”，以此重新獲得競爭力；德國和荷蘭則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不斷增加出口，同時通過保持幣值穩(wěn)定來保證儲蓄“不縮水”。

　　歐元面市后，法國和意大利無法再通過貨幣貶值來重新獲得競爭力，而德國和荷蘭等國的出口競爭力卻不斷增強。出口對經濟的貢獻，在南北歐間的差距不斷加大。這種結構性的困境延宕已久，盡管歐洲央行通過非常規(guī)性貨幣政策操作努力“放水”，也沒能緩解這一結構性矛盾。

　　歐洲眼下面臨的不光是內部矛盾，外部環(huán)境也比較艱難。根據(j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前發(fā)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全球技術供應鏈受到威脅，經濟下行風險增加，多國央行已經做好了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的準備，美國已經降息。歐洲經濟增長由此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德國作為歐洲經濟增長的發(fā)動機，已經從2017年開始減速，2018年增長率為1.4%，預測今年僅為0.5%。

　　今年底，來自法國的拉加德將擔任歐洲央行的新掌門人，來自德國的馮德萊恩將成為歐盟委員會主席。法德作為歐洲一體化曾經的軸心，在不久的將來，一個掌握貨幣政策，一個能左右財政政策，兩國能否攜手解決歐元區(qū)的結構性問題，推動歐洲實現(xiàn)可持續(xù)增長，還需拭目以待。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

　　陳 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