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臺灣一般的書店,要找到他們的作品并不容易,連他們的名字也已不為普通大眾所熟知。然而,回顧臺灣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歷史,以他們?yōu)榇淼呐_灣優(yōu)秀作家閃耀的民族精神之光,應當被重溫,被紀念。
記者在新竹清華大學榮譽教授呂正惠等學者的“帶領”下,“找”到了那長達半世紀的時代暗夜里,臺灣最亮的文學“星光”。
賴和:“臺灣的魯迅”
賴和,臺灣彰化人,1894年出生,隔年臺灣被清廷割讓日本。
臺北醫(yī)學校畢業(yè)后,賴和就職于嘉義醫(yī)院,因無法容忍日本醫(yī)生和臺灣醫(yī)生間的不平等待遇,回到故鄉(xiāng)開設“賴和醫(yī)院”。1918年,賴和前往廈門,供職于鼓浪嶼上的博愛醫(yī)院。在大陸期間,他受到新文化運動影響,“五四運動”爆發(fā)后返臺,參與領導臺灣文學改造。
1925年,賴和發(fā)表白話文處女作《無題》,被譽為“臺灣新文學運動頭一篇可紀念的散文”。1926年,他在《臺灣民報》上發(fā)表臺灣最早用白話文寫作的小說《斗鬧熱》,從此進入創(chuàng)作旺盛期。
發(fā)軔于1920年代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是臺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文化斗爭和思想啟蒙運動,而賴和正是這一運動的先覺者與主導者,加上他的醫(yī)師身份,因而被譽為“臺灣的魯迅”。
賴和留下的寶貴文學財富,體裁涉及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等諸多方面,許多作品反映了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
“賴和是日據時代臺灣第一代新文學作家,對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批判和反抗是貫穿他所有文學的基本精神。尤以小說為主,他用樸實的文筆控訴日本殖民者對臺灣民眾的種種歧視、剝削與壓迫,希望喚起被殖民者的覺醒與反抗。”呂正惠說。
呂正惠認為,賴和1932年發(fā)表的小說《豐作》“是掌握時代脈搏、深刻揭示社會矛盾的好作品,在所有日據時代的小說中是難得一見的”。小說講述了農民在甘蔗收成好時卻蒙受重大損失的故事,反映了日本制糖會社對臺灣農民的經濟壓榨及其本質——“《豐作》揭示了殖民者的剝削是結構性的,即任何被統(tǒng)治的臺灣人都逃不了被壓迫的命運”。
賴和是為民代言的作家,始終關切底層臺灣人民的疾苦,作品直逼慘淡的現實。除小說之外,他留下的詩句同樣投射出正義的光芒。其創(chuàng)作于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最長的一首詩《南國哀歌》,為紀念霧社抗日起義所寫,揭發(fā)、譴責殖民者以先進武器屠殺少數民族同胞。
“兄弟們來。瘉恚∩岽艘簧砗退黄矗。覀兲幵谶@樣環(huán)境,/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也須為著子孫斗爭”,行行充滿力量的詩句如今讀來,仍讓人心潮澎湃。
由于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賴和曾兩次被捕入獄。1941年12月,他二度入獄,次年1月病重出獄,一年后逝世,年不過五十。他一生只用中文寫作,始終保持堅定的中華民族意識。
賴和未能看到臺灣光復,但他以詩人的眼睛,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就已看到了——“日漸西斜色漸昏,炎威赫赫竟何在?人間苦熱無多久,回首東方月一痕”。
楊逵:把牢坐穿的“文學硬漢”
楊逵,1906年生于臺南,1924年赴日留學,1927年返臺參加組織農民運動,曾任“臺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臺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他1935年創(chuàng)辦的《臺灣新文學》月刊由于登載許多抗日文學作品,于1937年遭日本殖民當局查禁。楊逵數次被捕,在日據時期共坐牢八年之久。
1915年,臺灣發(fā)生西來庵武裝抗日事件,被捕臺胞多達1957人,其中800余人被判處死刑。年幼的楊逵親睹日軍鎮(zhèn)壓起義的炮車從家門口經過,心靈被強烈震撼。較大后,他讀到日本人所寫的《臺灣匪志》,其中包括對這一事件的歪曲記載,楊逵的內心受到了極大沖擊。
后來他說:“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來的抗日事件自然對于我的文學發(fā)生了很大的影響。至于描寫臺灣人民的辛酸血淚生活,而對殖民殘酷統(tǒng)治型態(tài)抗議,自然就成了我所最關心的主題!
“他是一位堅強不屈的抗日作家!眳握葸@樣評價楊逵先生。而有關研究還指出:“楊逵的作品中表現出強烈的愛民、愛國意識,對臺灣的抗日運動有著極深的影響。最后一次出獄后,他經營‘首陽農場’,‘首陽’二字取自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之意,以示絕不向入侵的統(tǒng)治者屈服的精神,愛國情操令人感嘆!
1932年至1934年,楊逵創(chuàng)作了第一部小說《送報伕》!耙院啙嵍辛Φ那楣(jié),表現了臺灣中下層農民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走投無路的情景。”呂正惠說,小說主角出身自耕農家庭,家境原本還算穩(wěn)定,但因為受到日本制糖會社壓榨,土地被強迫低價征收,父親被打傷病死,主角遠赴日本尋找出路,在東京當送報伕時又被老板欺騙、剝削。在日本無產階級友人的協助和啟蒙之下,他終于意識到被壓迫者應當團結在一起,于是決定返回臺灣,與家鄉(xiāng)受苦受難的民眾共同奮斗。
呂正惠說,楊逵在日期間受到左翼思想影響,這深深影響了他后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其另一部代表作《模范村》,將日本帝國主義與臺灣本地的封建勢力聯手壓迫農民指明出來,作品的政治認識比《送報伕》更加深刻。
“楊逵具有鮮明的政治理念和敏銳的現實感受,他的創(chuàng)作總是希望掌握時代與社會的大關鍵,一針見血地指點出來。”呂正惠說。
楊逵1950年代創(chuàng)作的《牛犁分家》,其中一段以1943年的臺灣為背景。劇中,主角林耕南對孩子說:“日本戰(zhàn)敗的話,臺灣便可以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不就可以把日本人通通趕回去了嗎?不再被日本人管,也就是不要再被他們欺負,不要再受他們的氣了。……要是每個青年人都懂得做人的道理,國家民族便會富強起來,國土一定不會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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